大家好，河里我是漂颗陈拙。

你是骨死个案否真的认为，自己一定了解了生活的学生全貌？

很多朋友看到这个问题，一定会想，太邪当然不了解。河里如果了解的漂颗话，可能就不会来天才捕手看故事了——我记录那么多的骨死个案亲身经历，某种程度上，学生也是太邪为了帮大家看清这个世界多一点，然后更好地去生活。河里

我也不认为自己能看清生活的漂颗全貌，因为每一天，骨死个案我都对人生有了更多的学生看法。我分手当晚发的太邪朋友圈第二天醒来看会后悔，我曾经最信任的朋友，后来发现他伤害我最深。

我请大家来讨论这件事，就是因为我想要在天才捕手做了一个新尝试。

这个新尝试叫【天才重版出来计划】。

有许多的故事，我和作者当年去做的时候，只了解到了局部的信息。随着时间过去，我们得到了新线索，采访到了新的主人公，我们也常常因此纠结，要不要讲给你们听？

如果不讲，抓耳挠腮。

如果讲了，又怕你们骂我炒冷饭，为拖更找借口，在留言区里给我把门都踹了。

我最后的决定，是讲，但要高品质地讲：

第一，故事在第一次刊发的时候，就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关注或赞赏。

第二，故事在刊发后，我和作者在素材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突破。

第三，故事制作过程要像第一次刊发时那样真诚。

今天为你们重版的故事，是3年前，刑警陈文章的一篇故事。那一年，他从河里捞起了一颗人头骨，明明是惊悚的开头，却让很多读者看哭，就连我也为这颗头骨的主人掉了眼泪。

这3年里，陈文章警官仍然关注这场犯罪所发生的地域、以及被影响的数段人生。他在今年初告诉我，这故事完全可以重写一遍，推翻老线索，补充很多让他惊讶的细节。

于是这篇故事，从当时的1万字，变成了如今的3万字，成了一本小书。

献给新读者，更献给那些3年前就关注我们，一直支持的老朋友。谢谢。

2023年3月，我蹲在河边，静静地打量着地上的人头骨。

它从上游漂来，挂在钓鱼佬的钩子上，浮出了水面。

虽然法医已经做过清理，可附着在上面的藻类生物，依旧能让我看出它是长期浸泡在河里的结果。

河水冲掉了它的面貌，冲散了他的四肢、脊柱、盆骨、股骨，就差锉骨扬灰，偏偏就剩下这一块头骨，以及头骨上那个触目惊心的凹陷伤，留着这么个无法忽视的罪证，不知道从多远的地方漂到了我眼前。

简直就像六月飞雪，找我申冤来的。

头骨按理说要用殡仪馆的车拉走。

那时正值疫情，殡仪馆生意爆满，拉尸体的车从早到晚不停，等着安葬逝者的人要靠走后门才能排到火化炉。一个河漂子的头骨实在不值得殡仪馆的车来一趟，我们只好把它装进物证箱，让法医暂时保管。

河道绵延百里，没人说得清骸骨从上游哪一处漂来，尸源排查完全没有方向。

这种情况要么把头骨寄存，要么挖坑埋了，把DNA录入无名尸人员库中，等候与某个兄弟单位录入的DNA进行比对，不管是家系还是失踪人员库，比中之后就会有人前来认尸，这是处理无名尸的标准流程。

我不死心，为了确定死者的身份，带着人继续沿着河滩搜索可能残留的残骨。

前几年半山腰有一具遗骸，被野狗啃得差不多了，无法勘察的我们，依靠法医得出推断，死者大概率为自缢身亡。往后好几年，死者的父母妻儿年年都来大队上访要凶手。我们无法笃定这是凶案，也不敢轻易定性为自杀，所以只能拖着，拖到死者的家属都放弃、都认命。

当年草草结案，如今我负责刑警队了，不想重蹈覆辙。

就算领导下令，我也执意按命案标准彻查。

凭借头骨几个关键部位和上颌骨残存的几颗牙齿，我做出了初步判断，死者为男性，年纪约莫二十多，死亡时长超过三年，但骸骨在河道内浸泡漂流的时间仅一年以上，若是更久，早会被水里的生物啃噬殆尽。

根据法医的判断，我有了两种猜测：要么是凶手二次抛尸入河，要么是当初的埋尸地点，被连年雨水冲刷塌方，骸骨才被河水卷走。

这条河道平日平均水深三四米，汛期涨水能达五六米，枯水期河面直接缩减一半。不熟悉水情的人随意抛尸，不出一个冬天就会暴露在外。能隐秘藏匿这么多年，凶手一定就在河道周边，距离不会太远。

按理来说，被害人和嫌疑人都该在附近村镇，可我们逐一走访沿河数个辖区派出所，排查结果一片空白，要么无失踪登记，要么都是传销失联、外出务工失联、在外搞电诈失联一类的虚假失踪。

疫情三年，流动人口锐减，这片偏僻乡野本就少有外来生人，外来作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

像这样的案子能确定尸源，案子就破了一半。可现在这个案子处处都是死结，上面领导催得又紧，我想得头痛欲裂，身为刑警重案队长，第一次体会到束手无策、无从下手的无力感。

就在僵局无解之时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是刑科所的回电。

白骨的DNA检测比其他检材要麻烦得多，而我们只有这个头骨，检材用一点少一点，得在检材消耗完之前得到答案。所以法医连夜就带着检材去了北京，花费近两万元才获得了这具头骨的DNA图谱。

可这枚头骨没能在失踪人员库里比对上信息。

这意味着，从来没有人报过失踪，我们连死者是谁都无从知晓。

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我们的人居然在前几年采集的家系数据库中比对成功，且结果极为集中，死者的家系就在案发地附近的河里村，我们甚至还锁定了这具骸骨的年龄区间，二十至三十岁男性。

河里村。

那个地方我太熟了，三年前我在这个村里扫了一伙子横行乡里的恶霸，村里人联名送来的锦旗，上面烫金大字写着“扫黑除恶，人民卫士——河里村全体村民致敬”。

再次踏进河里村，虽然三年不曾再来过这里，可这里依旧和我记忆中一样，青砖红瓦错落有致，被河畔的绿意环绕，静谧得像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。

村子与外界相通的，只有一条窄窄的柏油路，两个小汽车勉强能会车。当年办完扫黑案离开时，我还跟村里的支部书记老高打趣：“要是真赶上打仗，你们把这条路一炸，守着沙地上的花生，也能安安稳稳过日子。”

我还记得那会儿案子结了，老高攥着我的手，反复说我是村里的恩人，说往后有用得上他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我还说花生很好，下来新果子无论如何给我留点。之后三年，就赶上了疫情，我自然也没吃上河里村的花生，可河里村依然安安稳稳，别说没出过一起恶性案件，在我印象里连一个密接都没出现过。

万万没想到，我这次来河里村，不是来和老高叙旧，也不是来买河里村的花生，而是来给一户人家报一个迟了三年的丧讯。

多年不见，老高依旧热情，见到我就攥着我的手唠家常，问我最近忙不忙、吃没吃饭，把我当成了上门走亲戚的熟人。我心里沉甸甸的，只能委婉地打断他：“高书记，想问一下，村里有没有年轻小子，过年没回家、下落不明的？”

失踪和命案终究是两回事，我没把话说死，是怕惊了村民，也不想给这平静的村子再添恐慌。

老高挠着头想了半天，掰着手指头数出三个小青年，语气无奈，说村里年轻人也不多，他都认识，要说常年不回来的就这仨，学会了网上赌钱，身边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又去借网贷，现在躲在外头不敢回来，家里人也联系不上，催贷的骚扰电话一天给他打好几次。

欠债被追债打死，似乎也说得通。可我们悄悄给这三户人家采集了血样，送去比对后，三个小时后法医全给我否了。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，这个村子里，还有一个小伙子，已经不明不白地死了三年，而他的父母，甚至派出所，都对此一无所知。

我越想心里越窝火，加上这几天因为顶着压力立案的事让我被领导训了好几次，反正已经闹大了，我干脆就破罐子破摔，索性我带人把全村的户籍信息都调出来，排除年龄不符的，只要联系不上、见不到人的，剩下的，全部入户采血比对。

这次的采集规模，比上次扫黑办案时大了太多。

村民们看着我们带着设备挨家挨户走访，又问着年龄、户籍的问题，大概也能从我们的只言片语里，猜出几分端倪，知道村里出了命案，脸上渐渐多了些不安的神色。

这时我也没想着刻意隐瞒，甚至跟身边的法医打趣：“真希望嫌疑人已经跑路了，这样咱们也能省点事，不用面对这一堆烂摊子。”

结果法医拿着比对报告，一脸凝重地告诉我“比对上了。”

我脸上的笑瞬间僵住。

DNA比对上的人，叫高国庆。采集血样的时候，我还和他聊了几句，他说他的大儿子已经好几年没回家了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笔记本上工整地记着他当时提供的信息：“高远，大学生，因传销离家出走。”

他被骗了。他的儿子根本没有离家出走，更没有陷入传销，而是被人残忍地杀死在了家门口，尸骨在河道里漂流了这么久，才终于被我们发现。

我跟着高书记来到高国庆家，看着对面坐着的老两口，问出了一句连自己都觉得不礼貌的话：“你儿子失踪了，你们就没找找他的同学、朋友吗？”

高国庆过了许久才抬起头：“咱不认识他同学，也不知道去哪找啊。家里还有老二，还没结婚，这事儿要是声张出去，影响不好，也怕耽误老二前途。”

坐在一旁沙发上的高远母亲，听到这话，再也忍不住，低低地呜咽起来。

我比高远大一轮，可农村女人操劳一生，显老得很，高远的母亲看起来，竟和我母亲年纪相仿。

我忽然就软了下来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高家也有自己的难处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我才重新开口，语气没有那么强硬，我劝着高远母亲，别太难过，放宽心，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真相，给她一个说法。

话一出口，我就有些心虚，现在这个案子八字才有一撇，可毕竟时间太长了，破案难度是地狱级。

高国庆像是被妻子的哭声惹得心烦，又像是觉得丢人，猛地抬起头，对着妻子低吼：“哭什么哭？都这么多年了，就当远早死了！”

我知道，他这话是气话，可这话听在耳朵里，心里更不是滋味。这样压抑的气氛，已经不适合我再待下去。我起身，跟高国庆告辞。

就在我握住门把手，准备出门的时候，高远母亲的抽泣声夹杂着一句微弱却坚定的恳求，从身后传来：“警官，我什么时候，能去看看远儿？”

我心里一酸。其实高远的遗骸，经过河水浸泡和冲刷，早已没有了辨认的条件，按照流程，我们应该处理完案子，再将骸骨正式交给高家。可对上高远母亲那双直勾勾看着我的眼睛，我实在不忍心拒绝。

我用尽量柔和的语气告诉她，后天一早，法医会在物证室那边，到时候她可以去看一眼。

临出门前，我又特意嘱咐高国庆做好心理准备，明天多看着点，怕他妻子是承受不住。

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惨案了，任何一个母亲，都无法坦然面对自己变成白骨的孩子。更何况我早就听说，高远是村里这么多年来，读书最出息的孩子，是这对没读过书的老两口，拼尽全力供出来的大学生。

这样一个引以为傲的儿子，怎么可能真的当成没养过。

高国庆老两口送我到门口，看着他们苍老的身影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这次我虽然拿到了地狱级的副本，但好在我也不是当年那个新手。

确认高远骸骨身份的那天，我听队里人说高母在殡仪馆的法医物证室外当场晕厥，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刺骨悲痛，让高母几度哭到窒息。

而我，彼时已经身在三百多公里外的省城。

从警多年的经验，加上老师傅的传授，我始终相信刑侦逻辑基本盘，抛开随机杀人案，其他类别命案逃不开三类动机，情杀、仇杀、财杀。顺着这个脉络往下推，高远短暂的人生轨迹里，纠葛最深、最有可能暗藏杀机的人，很可能不是河里村那些常年不见面的亲戚。

对常年在外求学、与村子人情世故近乎脱节的高远而言，老家众人形同陌路，真正能走进他生活、左右他抉择，甚至对他痛下杀手的，大概率是他在省城朝夕相处、最熟悉信任的身边人。

顺着这条线索排查，我锁定了本次调查的头号嫌疑人，高远手机通话记录里，最后一个通话对象，他的大学同窗，张力。

根据高远父亲高国庆的陈述，2019年夏天，高远顺利结束四年大学学业，起初确实回了河里村待业。可没过多久，他频繁和外地同学联络，突然告知家里要合伙做生意，张口就要一笔启动资金。

村里闭塞，家人思想保守，听闻毕业不去安稳上班，反倒要外出合伙经商，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传销骗局。全家人死死按住不让他出门。可高远性格倔强，还是瞒着家人偷偷出走，彻底失联。

高国庆记不清儿子具体失联的日期，只笃定是2019年7月末。因为从那个月开始，他再也打不通高远的电话，微信、短信也彻底石沉大海。家属的口述，与我们调取的高远手机后台数据完全吻合。

高远手机最后的有效通话，定格在2019年7月28日傍晚。而张力就是高远消失前最后一个联系人。

干我们刑警这行的，最不缺的就是直觉，也最管不住脑子里脑补凶案现场的念头。

高远的通话记录拉出来，除了张力，还有一个频繁联系的号码，机主是个叫周小雨的女孩。如果我没猜错，小周就是高远的女朋友，两人最长的一通通话聊了一个多小时，要不是情侣，我这十几年刑警算是白干了。

可蹊跷的是，临近高远失踪的那段时间，小周和高远突然断了联系，反而和张力的通话频次陡增。

我脑子里勾勒出了一出因情生恨、合谋行凶的戏码。有前辈说过刑侦破案就是概率学，你只要方向对了案子大概率就能破，特别是这个案子确实有蹊跷的地方——当初最先跑到河里村，告诉高家父母“高远大概率进了传销组织”的人，也是张力。

可排查到这里，一个巨大的疑问摆在我面前。

我调取了全省实名交通出行系统，张力的出行记录干净得反常：2019年7月前后，也就是高远失踪、遇害的关键窗口期，系统内查不到任何他前往我们当地的火车、高铁、实名车票记录。他近几年倒是有几次往返省城与本地的出行记录，可早已错过了案发核心时段。

单看外在痕迹，张力完全没有作案条件。

不止如此，他的生活状态也毫无潜逃、避罪的嫌疑。手机号常年不换，始终留在省城生活工作，如今在市区一家人流量极大的汽车4S店做销售，日日直面大众，行事光明正大，丝毫没有畏罪潜逃的迹象。

如果是张力作案，他应该是个相当冷静的人。

我需要找张力，但在此之前有正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我要找到对张力和高远都熟悉的人，通过这个第三人，来印证我们警方的猜测，因此，我找到高远的导员。

高远的辅导员姓李，看着比实际年纪年轻不少。

此前我们通过校方联络他时，特意隐瞒了来意，只找了借口，就是想观察他得知实情后的第一反应。我掏出证件亮明身份：“李老师，我们是刑警队的，今天来想了解一下学生高远在校期间的情况。”

李老师先是错愕，但很快恢复了平静，就问我高远是不是出事了。

我有些意外他会这般猜测。难道高远在校时本就问题不断？我顺着他的话试探为什么这么想，高远只是个学生，还能出什么状况？

李老师叹了口气说，高远这一届，是他上岗后带的第一批学生，因此班里每一个人，他都印象深刻。说这话时他有些窘迫，坦言受疫情影响，之后接手的第二届学生，除了寥寥几人，他几乎都对不上面孔。

他告诉我，高远是班里少数几个迟迟不交就业登记表的学生。当时学校催得紧，他也天天追着高远要，到后来干脆联系不上人了。他去问平时和高远走得近的同学，都说这孩子去做传销了。

所以这次我们警察找上门，他第一反应，是高远出事了，犯法了。

我追问这个流言的来源。

李老师说是班长最开始说，然后这消息就在学生间流传出来了。

在我的要求下，李老师当即拨通了电话。一番询问下来，结果和我预想的一样，流言兜兜转转，始终没有确切源头。有人说是张力讲的，也有人指向高远的女友周小雨。

我看向李老师，问他觉得高远像是会误入传销的人吗？

李老师面露难色，说如果是高远的话，确实有可能搞传销。

说完他连忙补充，这孩子本性不坏，就是心气太高，总想着一步登天。

他回想起关于高远的细节，这个学生刚入学时不爱参加社团活动，直到期中考试成绩拔尖，他才慢慢记住了高远，最开始觉得这个孩子很安分内敛，但又听其他同学私下里说，高远是个很活络的人。

说到“活络”二字时，李老师的语气明显带着异样。

有人说，高远总是在刻意巴结家境优越的同学，一门心思拉着别人出钱合伙做生意。但这学校只是省内一所普通二本，学生家境再优越也有限。可高远像个跟屁虫似的围着别人转，反倒常常被人取笑。

李老师作为辅导员，也曾找高远谈过好几次，奈何高远学业成绩一直不错，他也没法过多指责，时间久了，便不再多加过问。

我盯着他，忽然直言：“高远死了。”

这句话如同惊雷。李老师猛地怔住，目光死死盯着我，试图分辨话语的真假。见我神色肃穆，他慌了，声音也带上了哽咽，问高远怎么死掉的？

我说案件还在调查中，具体原因暂时不明。但现在警方需要知道，高远在校期间有没有与人结怨？

李老师笃定地回答，说这个学生在校几年，从没和同学爆发过冲突，不至于结下深仇大恨。

“那张力呢？他和高远关系如何？”

“张力？绝对不可能。”李老师想都没想，脱口而出。

我说不是怀疑张力杀人，而是想知道他和高远关系怎么样。

李老师这才娓娓道来，说张力家里条件很差，刚入学就拖欠学费，后来还特意找他申请勤工俭学，争取到了学校礼堂的保洁工作，一周两次，每月三百元。除此之外，张力还在校外餐馆做兼职，整日早出晚归，舍友对此颇有怨言，他在班里几乎没什么朋友。但唯独和高远走得近。

我问李老师，高远有没有女朋友。

李老师说，大一过了以后，高远和班里的周小雨谈上了。当时他还纳闷，周小雨各方面条件都不错，追求的人很多，怎么会看上农村出来的高远。后来想一想也觉得没什么不可能的，毕竟谁都有年轻的时候。

从李老师那离开之后，我心中又升起了疑团，一个众人眼中趋炎附势、一心想攀附有钱人的人，为何会和家境贫寒、四处打工维生的张力，成为好友？还能收获一段与他并不匹配的爱情？

在此之前，我已经暗中观察了周小雨数日，也彻底查清了她的底细。

这是一个经历简单的姑娘，父母都是省城普通工人，她和高远一样，毕业于普通本科院校的法学院，在校期间便顺利通过了法考。可偌大的省城，像她这样的年轻人比比皆是。就连顶尖法学院出身的学子，都要挤破头争夺工作机会，她的处境可想而知。

毕业后，她先在一家律所做了半年实习律师。微薄的薪水连房租都难以负担，加上手里没有案源，又恰逢疫情，举步维艰。那段时期形势特殊，就连我们办案，提审嫌疑人都处处受限，她无奈之下选择跳槽，进入一家规模中等的公司担任法务。说是法务，平日里却还要包揽各类文员杂活，靠着这份工作，才勉强在这座城市立足。

这我在出租屋门口拦下了她：“我们是公安局的，有一些情况想向你了解一下。”

周小雨抬眼看向我，目光落在我手中的警官证上，逐字核对上面的照片、姓名与单位。看得出她受过专业的法学教育，不同于寻常人草草一瞥，她看得格外认真。

看清证件信息后，她便急切地追问：“是不是高远出事了？”

我心底不由得一惊。此前我特意叮嘱过李老师，严守高远离世的消息，绝不向外透露，周小雨怎么会一上来就猜到我们是为高远而来？

我神色敛去几分，正色问道：“你为什么会觉得他出事了？”

周小雨拿出手机，翻出了她和高远的聊天记录。两人的聊天记录从2018年起便完整保留，一条都没有删除。能明显看出，早在2019年寒假之前，二人就已经产生了矛盾。

周小雨屡次劝说高远，不要回乡实习，留在省城备考法考和公务员，可高远态度坚决，执意要回老家发展。争执之下，周小雨甚至撂下狠话，称他若是执意返乡，两人就分手。

2019年7月之后，周小雨接连给高远发去消息，却再也没有收到过回复。聊天界面里，最新一条留言就在一个月前，字里行间满是焦急，她一遍遍追问高远究竟去了哪里。从这些对话不难梳理出时间线。

2019年六月中旬，高远回校领完毕业证，就匆匆返回老家，那也是周小雨最后一次见到他。

在此之前，除去论文答辩，高远几乎很少回校。就连答辩当天，他也是来去匆匆，两人连当面说话的机会都没有，为此还在微信上大吵了一架。高远留在宿舍的个人物品，全是好友张力帮忙整理的，最后一并送到了周小雨这里。

“他突然失联，实在太反常了。警官，高远真不是旁人传言的那种人，你们千万别轻信那些闲话。”周小雨的声音微微发颤。

“既然你觉得情况不对劲，当初为什么不报警？”我问道。

周小雨叹了口气，说自己去过学校辖区的派出所，民警先问她和高远的关系，她说是男女朋友，民警又问高远的父母为何不报案，她说高远家人都在老家。

等她说清高远是在老家失联后，民警反倒批评她，说她学法律反倒不懂流程，让她去失联地报警。

她知道警方可以查询出行轨迹，便再三恳求帮忙查一查，可民警始终不肯，说不能随意调取公民个人信息。后来一位老民警劝她，查与不查都没有意义，没有活动记录，不代表人已经遇害，有记录，也不代表人安然无恙。

老民警还安慰她，倘若真出了事，高远的父母一定会主动报警。

我静静地看着她，倘若这番言行全是刻意表演，那她的演技实在太过精湛。

我接着询问：“高远还有什么物品留在你这里吗？”

周小雨告诉我，毕业离校前，高远曾嘱托张力，能用的东西尽量送人，无用杂物直接丢掉，唯独书本和笔记本一定要妥善收好。她原本打算借着这一箱书，想办法把高远从偏远的山村劝到省城。她心里笃定，凭着多年的感情，只要高远过来，自己总有办法说服他留下。可高远总以事务繁忙为由一再推脱，让她把东西直接寄回老家。一来二去，两人彻底闹掰，这箱物件也就一直留在了她身边。

这几年周小雨在省城数次搬家，却始终没有丢掉高远的任何一样东西。我很难想象，一个在大城市里挣扎求生的姑娘，拖着满满一箱厚重的书籍，一次次辗转居所的模样。我打开收纳箱，随手拿起摆在最上方的《人类群星闪耀时》。

我在高远这个年纪时，也曾听过这本书的名字，直至今日，却始终没有翻开过。

离开前，我没有说出高远已经离世的真相，只告诉她目前高远有了一些线索，具体情况尚不明朗，调查还在继续。同时叮嘱她，不要向旁人提及我们前来追查高远下落一事。

结束这边的问询，我们的下一站目标便是张力。高远生前打出的最后一通电话，接听人正是他。

我驱车来到这家4S店，正是午后客流繁忙的时候。我走到展厅一辆SUV前，刻意抬手招呼他。

张力很快快步走来，脸上挂着销售行业标准化的热情微笑，话术娴熟老练，滔滔不绝地介绍着车辆的动力参数、油箱容积、能耗配置、质保政策。一连串专业说辞脱口而出，流畅得毫无停顿。

我静静地站在原地，目光落在他身上，耳边的话术一字未入心底。

根据高远大学辅导员的描述，张力在校期间性格极度内向，孤僻寡言，不善交际，整个大学四年，只和高远一人走得亲近，是班里最格格不入的学生，并且从未听闻和周小雨有什么交集。

眼前这个八面玲珑、圆滑世故的汽车销售，和辅导员嘴里那个自卑怯懦、沉默寡言的内向学生，完全是判若两人，根本无法重合。

我没再继续伪装咨询，直接打断了他的介绍，开门见山，语气沉稳：“高远，你认识吧？”

这句话落下的瞬间，脸上的职业笑容瞬间僵住，眼神骤然失神，刚刚还灵动活络的目光瞬间呆滞，瞳孔收缩，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涨得通红。

足足愣了两秒，他才带着一丝慌乱，轻声问我是不是警察。

我自认刚才的伪装毫无破绽，随即反问他怎么看出来的？

张力像是松了一口气，说除了警察，这么多年，再也没人会专门来找高远了。

在我亮明身份后，张力请了半天假，执意邀请我去他的住处详谈。我顺水推舟应允，我心里清楚，张力心中有顾虑，他不想让同事们知道自己被警察找。

张力租住的房子是城中村一间狭小的民房，地处省城边缘，月租仅仅三百块，狭小逼仄，堪堪容身。

毕业短短三年，他的日子过得格外拮据坎坷。

我核查过他的履历，毕业后半年就赶上了疫情，就业环境恶劣，他并非重点院校出身，求职并不顺利，甚至有段时间要靠送外卖和跑腿维持生计，直到疫情后期，才好不容易入职4S店，算是有了一份稳定工作。

推开门，屋内杂乱不堪，地上散落着换洗衣物，桌上堆着没清洗的锅碗瓢盆。见我进门，张力慌忙上前，手忙脚乱地收拾满地狼藉，局促又窘迫。

我站在门口静静看了片刻，没给他过多缓冲的时间，直接抛出核心疑问：“张力，当初你为什么跟所有人说，高远去做传销了？你是不是知道些内情？”

张力身形一僵，瞬间变得极度紧张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眼神躲闪不定，语气慌乱又微弱：“那是我从高远家人的猜测里听来的……我其实根本不信他会做传销，也从来不想在外人面前这么诋毁自己的朋友。”

我追问：“那你为什么特意跑去河里村找他家人？什么时候去的？”

张力连忙拿出手机，翻找出过往的购票记录，低头快速翻看：“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，2019年八九月份去过一次，坐的大巴。后来疫情期间又去过两次，都是坐的火车。”

我心头一动，瞬间想通了关键漏洞。

2019年8月16日，也就是高远失踪后的两周，受限于汽车票购买并未联网的原因，我此前只能核查到实名火车票、高铁票记录，所以并未发现张力的行踪。

我压下心底的波澜，不动声色地继续问他，为什么三番五次去找他家人，到底为了什么？

张力连忙解释，是因为学校的事，他们毕业要交就业登记表，高远一直没提交，后来彻底联系不上了。辅导员知道两人关系最好，说这个表关系到档案，高远还要考公，档案很重要，所以一直让他联系高远。

结果他发现，对方手机和微信全都联系不上，心里慌，怕高远出什么事，才特意跑去村里看看情况。”

我盯着他的眼睛，沉声追问：“高远能出什么危险？他是不是跟你说过什么？”

这句话彻底戳中了张力的情绪，他猛地抬高音量，语气带着压抑与愤怒：“他最后跟我通电话的时候，说得清清楚楚！他说他要回村里考村官、干基层！还说他们河里村有黑社会，有人横行霸道、一手遮天！”

所有零散的线索，在我的脑海里似乎串联了起来，高远的死，很可能和3年前那场扫黑除恶有关。

2019年扫黑除恶，我们接到线索说河里村有黑社会，名义上在河边开洗沙场，实际上盗挖那边的河沙。

我对河里村的情况做过功课，这里有大片河道弯曲形成的滩涂，本来村民们在这种花生，沙地里种出来的花生比土地里种出来的果子更大。如果在这里偷盗河沙，也就是在变相地毁掉村民的“良田”。

那一次，我先找到了镇里的郭书记，他提到了一个人，吴生洪。

这人很出名，是我们这个地方知名企业家，主要产业都是和工程沾边的业务，砂石土方、拆迁环建他都能插上一杠子。另外，他也不是河里村的人，甚至都不是这个镇上的，是镇里招商引资过来的。

郭书记说吴生洪是“体面人”。

但他拿出来吴生洪和镇里签订的合同，却让人觉得这个吴真的很不体面——

2017年河里村遭了水灾，村办榨油厂和花生合作社被淹，欠了银行一百多万，吴生洪一把给付清，接手了榨油厂。他显然不是做慈善的，他是看中河里村的沙地了。那一年，河沙价格最高时论斤称重，七分钱一斤，别说河道，就算是河里村往下挖两米都是沙子，这些价值远在花生之上，河里村是守着金山要饭。

榨油厂就在河边，被吴生洪改造成了洗沙场。

吴生洪这个坏怂，白天拿个协议问靠河的村民卖不卖地，村民要是答应，吴生洪晚上就把沙挖走，要是不同意，吴生洪就直接拿高压水枪把河滩冲垮，沙到了河里就是他的了。

村民们种的花生都被毁了不说，河里村本身就建在滩涂上，上游开闸泄洪，河里村必然遭殃，再说河里村已经被淹过一次了，吴生洪开着采砂船这么个干法，要是后面发大水，整个村子都得被冲到河里去。

村里小青年最先不服气，仗着年轻气盛去吴生洪的洗沙场理论，可换回一顿拳脚，告到派出所去，成了互殴，要拘都拘，要放都放。吴生洪那边的人都是劣迹斑斑的混混，进两天拘留所当是度假了，可这几个小青年就亏大了，所以最后也是不了了之。

村民又让支书老高去过吴生洪，可去了几次，老高连面都见不上。老高又去镇里找郭书记反映情况，郭书记说依法办理，可镇土地所来了几次，每次都扑空。

有村民打举报电话，市执法局来抓过吴生洪几次，可奈何这个村太偏了，晚上开车来有一点灯光老远也能看得见，就算摸黑过来，吴生洪的手下也是弃船逃跑，执法局只能扣一条空船回去。

一条采砂船十几万元，吴生洪一条船一个星期就能挣回来。三瓜两枣的罚款对吴生洪而言根本就是挠痒痒。

一直到扫黑除恶，这个案子才引起重视。我们刑警队从镇长那了解完情况，到了村里，村民都抢着提供线索。我们没想到，吴生洪这帮人胆子那么大，居然敢派人跟在警车后边，一直帮他记黑账，我们前脚进老百姓的门，吴生洪的人后脚就进去做工作，撵都撵不走。

更出乎我意料的，是这些村民哪怕回头会挨吴生洪的打，也要给警方线索，把这怂送进去。

这群村民中，就有寒假之后一直未返校的高远，只不过当时的我并未注意到他，我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吴生洪身上，我一定要把吴生洪送进去。

当时的情况严峻到一般人难以想象。

那些年建筑行业的爆发式发展，尽管法律条款严苛，但总有不少吴生洪这样的房地产老板愿意铤而走险。

2009年我刚参加工作时，晚上夜查的重点，就是那些车上坐满年轻小伙的黑普桑和大金杯，车的后备厢里，往往装满了棒球棍、洋镐把、大砍刀，这些人，全是为了争抢工地、准备约架的混混。

这些参与工地争抢的混混，有着明确的等级划分和报酬标准：只是站场露面、壮声势的，一次50块；敢拿家伙事、参与对峙的，一次100块；真敢动手斗殴的，一次200块。有的混混一天能站好几个场，甚至为了充人数会拉着职高的学生参加。

最激烈的时候，两边约群架的人数能达到一两百人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们不再争抢工地，而是争夺建筑行业衍生出来的各类相关产业，从土方运输、材料供应到工地安保，几乎都被这些混混牢牢把握。他们顺利赚到了第一桶金。而这些人并没有把钱挥霍一空，反而继续将资金投入建筑相关领域，不断扩张势力，形成垄断格局，让正规经营者难以介入。

那些从混混堆里混出头的人，往往最终成了商混站、沙石矿、渣土车队、房地产的老板。这些老板身份错综复杂，始终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，交织成一张灰色利益网。

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，公安局要新建派出所，往往需要四处筹措物资。而这些身份特殊的老板，便会抓住机会，想尽办法主动提供便利，甚至不惜免费提供砂石水泥。

而吴生洪就是那个混出头的人，在没有准确线索的情况下，我还真不能拿他怎么办。

万幸，河里村的村民全都在拼命举报他，办公室的电话从早响到晚，根本没停过。如果我没记错，高远就是村里拨打举报电话最多的人，我重新梳理他生前的通话记录：137通举报。

他的举报最早从匿名开始，到后面匿名要求回复，最后是不匿名公开回复，也就意味着实名举报。

系统里还记录着他的举报事项：吴生洪在河里村盗采河沙、殴打村民，要求查处。

这就是高远存在过的唯一痕迹。

当时我们设了好几个线索收集电话，高远打过多次，有很多人接过高远的举报电话，甚至有一个就是现在头骨案的专案组成员。我找来他问，可我俩坐在一块半天，也想不起来那通电话的具体内容。

更想不起来，那时候高远是不是在公安局或者村里给我们提供过线索，有没和我擦肩而过。

就在举报之后不久，吴生洪最终落网前一个月，高远永远地消失了。

我